山西晚字报

　　保德境内黄河段全长63公里，为“V”形河谷。据县志记载，该县河段不全封冻，封冻和解冻前15天左右，不宜行船。

　　在马家滩村，1972年修建了黄河大桥，沟通了晋陕两省，全称保德府谷黄河大桥，全长639米，分为主桥、引桥两部分，主桥367米，有单跨径60米的桥拱5孔，引桥面部痣的位置与命运8孔，长272米。

　　境内沟壑纵横，河流众多，10公里以上的河沟有14条，其中较大的河有朱家川，从花园村入河；石塘河，从韩家川入黄河；小河沟河，从神山村入黄河；腰庄河，从郭家滩入黄河。

　　“上有天桥子，下有碛流子”“天下黄河三把锁，天桥壶口胳膊窝”，这里说的天桥就是指黄河从河曲县石梯子村到保德水寨岛一段峡谷，名为天桥峡。此名源于此处河谷狭窄，冬季结冰时可将两岸相连，远望恰如天桥，故岸边小村也以天桥命名。

　　10月16日一早，山西晚报“千里走黄河”采访团便直奔第三站义门镇天桥村，探访这段黄河上曾经雄奇险峻的大峡谷的模样。车停在一座水泥桥上，桥西是滔滔黄河水，桥东有三座桥高下相叠，与采访团脚下的这座水泥桥构成了四桥架于同一条黄河东侧的沟涧之上的奇观。

　　最下面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横架于一处沟堑之上。石拱桥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残留着斑驳的油漆，被雕刻成龙头状，龙头两侧有石刻“天桥”二字。如今这座石拱桥与249省道的垂直距离在两百米左右，石拱桥需要低头才能看到。但是以前乘船过天桥峡时，河面距离这座石拱桥的垂直距离也有将近两百米，人们需要仰视才能看到。石拱桥架于绝壁间，仿佛一道天桥。可知当年之险要，采访团所带航拍机为拍到这座石拱桥真容，刚刚下飞到深涧中，就失去了GPS信号，山谷中的气流将航拍机拍到深涧的岩石上。

　　史料中对这座桥的建设有准确记载，它始建于金代贞元三年（1155年），是一位名叫法利的僧人募钱修建的。不过天桥村人说，相传这座桥是鲁班赶了羊群来到此处，化羊为石，一夜之间建起来的。

　　1949年之后，沿黄河新建保德到河曲的公，原来的天桥不能满足车辆通行要求，于是就在原桥上新建了一座更大的石拱桥，形成了桥上桥。十多年前，公，第二座桥也不再符合运输需要，又在叠加了第三座桥。前两年，公再度拓宽，第三座桥上又架起了第四座桥。现在，四座不同样式不同年龄的桥叠套在一起，形成了四桥飞渡的独特景观。

　　来天桥峡之前，曾听说此地异常险峻，有一景，名为“雾迷浪”。但是，眼前的黄河虽滔滔而去，却绝谈不上有多险峻。曾多次走黄河的高定存说，保德天桥峡的雾迷浪早已成为历史。早先这段峡谷有碛，河床形成了断层，犹如十多米高的台阶。黄河本就在狭窄的峡谷中奔腾，到了此处，突然从断崖上跌落，咆哮成为怒吼，水流飞溅，形成水雾，看上去黄龙翻滚，蒸腾，万分险要，这才得名“雾迷浪”。1978年，历时八年多、晋陕两省万余民工参与建设的天桥水电站建成，黄河湍流于是化作了柔波。不过，修建水电站也让保德八景之一的“水心砥柱”沉入黄河的淤泥中，成为水电站的坝基，真正成了为民谋利的“中流砥柱”。

　　陈徐保当年在包头从事中药材生意，靠甘草发家后，给家乡修了一条通往黄河边的，一来便利了乡民的出行，二来也有益于自家的生意，毕竟那时主要是靠黄河来搞运输的。

　　除了修，他还花了12年时间在村里盖起了一座宅院。山西晚报“千里走黄河”采访团探访的便是这座老院子，主院前的照壁砖雕上雕刻精美，寓意深远。最值得玩味的是大门门楣上有砖刻“瑾花朝露”四字,譬喻人生苦短，要珍惜时间。

　　主院为一进式传统四合院，院内正房已不存，两厢偏房也已经残破。院西侧另有一院，为当年的家眷院，院子落锁，已无人居住，门前的照壁雕花显示着主人家曾经的经济实力。陈家虽为商人，但是根据其院落留存的对联，如“廉士家风为齐巨擘，名臣世泽留汉遗风”，可见当年主人家对文化、对人生的思考，并无“财源似水流”这样的追求。陈家大院现存相对完整的是曾经的农具院，以石头为房基，为上下两层砖券式窑洞，门楣上镌刻“务本”二字，从这儿也能知道，晋商虽然经商，但根还扎在农村。

　　从保德县城出发往南5公里，紧邻沿黄公东面石崖上“钓鱼台”三个字刻在突出于崖壁的一块巨大石头上，三个大字用红油漆醒目地描出来，落款“玉铉”。

　　玉铉是明末五省总督陈奇瑜的字，钓鱼台是他在招抚李自成起义军失败后，被贬回家乡保德后，花巨资命人在崖壁上凿出的石室并隐居于此的处所。所谓“钓鱼”，自然是古代士人不得志时遁世的一种说辞，姜太公如此，严子陵如此，陈奇瑜也是如此。《明史》中说，明亡后，陈奇瑜本想再图光复，还被征召为唐王的大学士，但终因途太远，到命令就病死于家中了。但其后人与当地专家都认为，这是清伪饰之词，真实的情况是因为陈奇瑜着明服，不剃发，最终被押往太原处死。

　　钓鱼台是保德县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景点，但是如今只能远观，无法登临一览其详。保德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张广明先生介绍，钓鱼台山门上镌刻有“天险雄辟”四字。石壁上有一串人工开凿的石屋，一共十几间，大小不一，高低错落，相互间或以石洞贯通，或用栈道相连。石屋有书房、卧室、仆人居住处，会客厅、储藏室，甚至还有一处吕洞仙祠，最下方的石阶上还凿了一眼水井。倘若二三十人居住，即使与，三两月可保无恙。

　　当年钓鱼就是滔滔黄河水，不可能搭建脚手架来凿石壁，只能是从山顶悬索而下，先凿石窝，安木楔、架栈道，然后再逐步展开。此处砂岩石质坚硬，只能靠一锤一錾敲打。据说当时工匠用凿下的碎石渣计算工钱，一升石渣换一升米，工程艰巨，可见一斑。目前所看到的石屋已经不完整，因为在开辟沿黄公时，有几个石屋被炸入了黄河。后来，围河造地，钓鱼成了良田，可以攀着石壁进入这些石屋。不过如今，田地变成了公，在公和石壁的钓鱼台之间有水塘相隔，无法接近。

　　地方文化学者高定存先生介绍，陈奇瑜是在1645年夏天时购买了钓鱼台一带的山头，然后开始在绝壁上开凿石屋，当时清军已入关，明朝已亡。陈奇瑜的孙子陈后来在《钓鱼台记》中说，他的祖父开凿钓鱼台，为的便是隐居避乱。陈奇瑜偶然会到石屋居住几日，凭窗远眺，也不知道那时候他心中会想些什么。

　　1648年正月，陈奇瑜离世，被葬在离钓鱼台大约十来里的一座山梁上。钓鱼台在黄河水由西向南的拐点上，黄河自此一南去。陈奇瑜对这景象自然很熟悉，不过他是否知道，他自己也就站在了历史长河的拐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