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作家，但他们也是战士，有的是地下党，有的是侦察科长，还有的是游击队的……他们在不同的战线上和日寇做过殊死搏斗，过死亡，品尝过感伤，是那些令他们终生难忘的经历，促其写下了一部部悲壮的文学篇章。
这些作品大多完成于战争年代，基本都是作者在听到英雄的事迹后以激动之情写成的。从华北、华中到西北、西南，从白洋淀、微山湖到延安、重庆，无论在哪里写就，无论在哪里被传诵，它们记录的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屈和顽强。
抗日战争期间的白洋淀，十来岁的小张嘎目睹奶奶为解救八军而被日寇、他喜欢的侦察连长老钟叔也被抓走，决心为他们报仇，于是出发寻找游击队。在误将游击队排长罗金保当成、闹出笑话后，张嘎找到队伍，成了一名小战士。他随罗金保巧捉翻译官，还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为了不让队长收去，竟把它藏到了树上。后来嘎子负了伤，在老乡家调养时，得知部队准备攻打敌人的消息，偷偷溜走去找队伍，不料被敌人抓住。战斗打响后，嘎子巧妙，端掉了敌人的炮楼，配合队伍救出了老钟叔。
徐光耀，1925年出生于省市雄县，1938年参加八军，9年后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同年起在地方部队的报刊上发表文章。1948年，徐光耀任野战军新华分社记者，参加过绥远、平津、太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后专事创作，期间著有长篇小说《平原烈火》。1958年徐光耀完成了中篇小说《小兵张嘎》。1983年至1996年，他任省文联。徐光耀今年已达80岁高龄，目前定居在。2000年，他的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
1962年年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小兵张嘎》出版了单行本，不久由导演崔嵬拍成同名电影，由安吉斯主演的嘎子形象成为了银幕上的经典，而《小兵张嘎》也从此家喻户晓，成了抗战文学中绝对不可忽视的一部作品。
耳熟能详的《小兵张嘎》不知曾给多少读者带来了充满欢笑的记忆，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竟是作者在迷茫中意外得来的一枚“苦果”呢？
1957年夏，已过而立之年的徐光耀陷入了之中。后来，他在《昨夜西风凋碧树》中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道：“(我)参军都已二十年。二十年中，无一日一时是没有任务可干的。哪怕站在交接线上，都在为肩上的任务而追求；和思想，就在这追求中保持平衡和奋进，从不知什么叫失落感。这次可不同了。”
百无聊赖的他花了大量时间读书，但之后什么内容也回忆不起来，脾气则越来越暴躁，偶然间，他想起读过的一本心理学作品中说，要想在巨大压力下控制住自己，得采用“集中精力，转移方向”的法子。于是他想起了写作。
但是写什么呢？曾采访过徐光耀的作家张洪年告诉本报记者，徐老说他当时只想写能轻松心情的东西。当初，在徐光耀的小说《平原烈火》中有一个叫“瞪眼虎”的角色，就非常“嘎”，只是因为情节的安排，并未展开写这个人物。此时，这个鲜活的形象一下蹦到了他的眼前，因此决定照着这个孩子的样子，把自己在战争中遇到的“嘎人嘎事”都写出来。
他最初动笔写的并非小说，而是电影，因为他觉得小说需要更精细的刻画，以自己当时的身体和状况并不适合写。但剧本写到嘎子关、受教育的时候，徐光耀不知该怎么继续了。他思来想去，电影毕竟不是自己的长项，还是掉过头来写起了小说。这下创作顺利多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7万字的《小兵张嘎》便完稿了。
住在天津的老作家刘怀章先生了《小兵张嘎》的首次发表。日前，本报记者前往其家中，听他讲述了其中的经过。
那是1961年的事情，当时省文联就设在天津，旗下有一份名为《文学》的，属于月刊，发行量在3万份左右，是当时两大文学之一，面向全国发行，常常刊载如邓拓、孙犁等知名作家的作品。编辑部分为小说、诗歌等3个编辑小组，刘老时任小说组的组长。
一日，编辑部收到了徐光耀寄来的《小兵张嘎》的文稿，转交给了小说组，刘老拿到文稿一口气读完后，不禁为其叫好。刘老说：“这个小说的故事性很强，嘎子这个形象非常丰满，有情趣，像扎罗金保车带的那些事把‘嘎劲儿’写得活灵活现。”稿子在组内后，编辑们也都非常兴奋，认为写得非常精彩。
当时的一些作品常常要分两期发表，但由于《小兵张嘎》写得不错，又是个中篇，于是编辑部决定刊登在一期上。1961年年底，在《文学》11、12月的合刊号上，《小兵张嘎》在天津问世了。刘老说，作品发表后的反响非常好，编辑部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
刘老后来和徐光耀接触过几次，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梁斌先生去世后不久。但因为过去的不署责任编辑的名字，所以徐光耀一直不知是刘老编辑了他的作品。谈起对徐光耀的印象，刘老说：“他看上去干净利索，是个大嗓门，人很耿直，有什么说什么。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时候，是丁玲的三大得意之一。他很有才气，文字功底很好，《小兵张嘎》的原稿基本没做任何改动就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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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年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小兵张嘎》出版了单行本，不久由导演崔嵬拍成同名电影，由安吉斯主演的嘎子形象成为了银幕上的经典，而《小兵张嘎》也从此家喻户晓，成了抗战文学中绝对不可忽视的一部作品。
快报记者(以下简称“快报”)：《小兵张嘎》是抗战文学中为数不多的、以儿童为主人公的作品，你觉得就你的研究来看，作者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
张洪年：徐光耀13岁时就参军了，起初部队嫌他小，根本就不收他，他就像董存瑞似的软磨硬泡，最后使部队同意了。他在部队是最小的一个，因为这种缘故，在战争岁月里肯定要和相同的人物、有更多的接触，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之所以能写出这么鲜活的嘎子形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嘎子的那些故事未必是他亲历的，但他具有相近的视角。
张洪年：《烈火金钢》的作者刘流的女儿说，他的父亲“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作家”。对徐光耀而言也是这样。他参军后打了大大小小的仗，后来还担任过锄奸干事。反“”期间，他目睹了不少战友的，后来和其他战友们相约，战争结束后，谁活着，谁就把战友们的故事写出来。
张洪年：当时他被打成“”，心情可以说郁闷到极点了，是《小兵张嘎》的写作救了他一命，使他沉浸到文学情境中去，享受到了创作的快乐，而且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和故事也能使他高兴起来。这是人在逆境中的一种。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人处于危难中时，必须要给自己找到突破。
快报：我认为《小兵张嘎》和其他抗战文学相比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近乎喜剧的手法来讲故事，这是同类作品中很少见的。
张洪年：是。战争还是那个战争，但在作者笔下没有被公式化地表现。嘎子抓翻译官、端炮楼，很勇敢，是个小英雄形象。但他不是“高大全”的，有缺点。他和胖墩儿摔跤耍赖、堵人家的烟囱，都是些小孩子干的调皮事。这个人物让读者感觉是从生活中来，所以非常有生命力，才能受到一代代读者的喜爱。
快报：徐光耀本人以及《小兵张嘎》和有密切的联系，类似于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他们被称为“作家群”，这些人都是人吗？
张洪年：不，具体应分为两种。一是像徐光耀这样出生在、作品也是写的，比如写《红旗谱》的梁斌、写《地道战》的李克、写《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儒等；第二类则不是在出生，但长期在这里生活、战斗过，且作品也是写这里的，比如《平原游击队》的作者邢野、《烈火金钢》的作者刘流、《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袁静等等。
张洪年：战国时是燕赵之地，出现过蔺相如、荆轲等许多顾大局、的人物，独特的历史文化传承给当地人的骨子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且有独特的地理，毗邻京津，这块土地培养了很多人物———像孙犁、梁斌都是当地毕业的；抗战时京津沦陷后，又有大量知识、青年来到这个抗日根据地，这里聚集了很多人才。最后是时代的原因，作家们都有过亲身经历，是英勇悲壮的抗日战争造就了他们。
张洪年：对。徐光耀曾和我说，战争年代一边行军，一边打仗，非常艰苦，平时都很少有时间睡觉，他有时一边走一边就睡着了，常常是一不小心就撞在前面同志身上。即使这样，他还抽时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发表，获得了很多人的好评。
张洪年：他们的阵容很强大，写出的《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地道战》等作品都影响深远，在当代文学史上，在一个地域集中出现这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的情况是罕见的。其次，他们都是战士，像李克本身参加过地道战、儒是地下党，可以说每部作品都是“打”出来的，带有浓烈的燕赵风骨。同时，作品的表现形式风格多样，像《烈火金钢》就是用评书体。本版撰文并摄影记者张玥/城市快报
在众多抗战文学作品中，有一部最具传奇色彩的小说，就是《烈火金钢》。它以评书的形式写成，并借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影响最大的抗战文学经典。
《烈火金钢》再现了反“”时期冀中平原的战斗故事，塑造了史更新、侦察员肖飞等一大批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小说的作者刘流1914年出生于省河间县，原名刘其庚。和他的作品一样，他本人就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本报记者日前在寻访到了他的女儿刘美华，听她讲述了父亲的战斗和创作故事。
刘美华介绍说，刘流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离开家，曾在南京炮兵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抗战爆发后，因受到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事迹影响，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但他所在的部队不久被打散，于是又辗转到，“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党领导的攻打北平第二的运动，解救了许多进步人士，和他们组成了国民抗日军。晋察冀军区成立后，这支队伍被编入第五支队，刘流历任侦察科长、侦察参谋等职务，后来被调到“抗敌剧社”，曾和田华等人在一起工作。
刘美华说，刘流萌生写《烈火金钢》的想法，是在1943年参加晋察冀边区召开的第二届“群英会”上，那时他接触了很多战斗英雄，尤其是一个侦察英雄的故事，简直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后来小说中的肖飞几乎就是以他为原型。这些事迹使刘流热血沸腾，觉得应该将它们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而他本人的经历也在书中的各个人物上时有。刘美华说，如史更新和敌人拼刺刀、丁尚武用大刀片砍杀敌人的细节，都是刘流的亲身经历。
解放后，刘流一度在市文联工作，1957年起创作《烈火金钢》。1958年小说出炉，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被名家袁阔成等人改编成评书，从此响彻全国。
几年前，著名导演何群在拍摄电影《平原枪声》时说：“抗战文学作品中的肖飞、马英都是我儿时最的英雄。记得小时候做游戏，扮的，大伙都叫他‘杨百顺’‘何大拿’，凡是当英雄的都是‘马英’‘肖飞’，而我最怕人家喊我‘’‘’，这种英雄的情结算落了根儿了……”
《平原枪声》的故事发生在冀中大地上，抗战爆发后，军队节节败退，社会混乱不堪，老百姓惶惶。员马英在这种情况下回到了故乡肖家镇，积极组建抗日力量。他和战友们不但要抵御鬼子的，还要和苏金荣等不断斗争。马英等人历尽艰险，端掉了敌人的炮楼，缴获了不少武器，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日武装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最终夺取了县城，歼灭了敌军。
1959年，这部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小说改编成评书是时髦的事情，如《烈火金钢》《苦菜花》等都有此“待遇”，《平原枪声》也不例外，后来被大师李鑫荃改编。此外，它还曾被改编为连环画、京剧等形式，从此人人都知道马英的故事，成为上世纪60年代最火的作品之一。1978年，经作者修订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此书。新世纪初被改编成电影时，它又成为当年电影圈关注的对象，而就在前不久天津举行的第15届全国书市上，它还和《鸡毛信》《小兵张嘎》等经典作品一同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和《吕梁英雄传》等作品一样，《平原枪声》也是两人合著而成，作者之一李晓明原名李鸿生，1920年出生在省枣强县，不到18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先后担任过区委、县委，还曾任县游击大队的。作家的笔下常常会出现自己的影子，《平原枪声》中的马英担任过大队长，或许他的故事就有李晓明自身的经历在内。而另一位作者韩安庆早年也曾参加工作，除《平原枪声》外，他和李晓明还合著过小说《破晓记》。
小说以抗战时期的为背景，游击队杨晓冬在地下交通员金环、银环姐妹俩的帮助下，打算争取伪军团长关敬陶。在一次战斗中，他们俘获了关敬陶，并对其进行劝说。后来金环英勇就义，而杨晓冬的母亲也在儿子被俘后，为让其斗争坠楼身亡。关敬陶受到了震动，终于在敌人出城抢粮时起义。这个反映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因为展现了另一条战线上的斗争而颇为引人注目。它的情节十分紧张，其间又穿插了主人公之间动人的情感，呈现出抗战文学的别样风景。
儒是青苑县人，1914年出生，早在1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大学未毕业即从回到了冀中从事“抗日救”等工作，不久就参加了八军，主编过《火星报》刊物。儒之所以能写出《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样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1942年，已担任步兵团长的他接受了上级的任务，和妻子张淑文潜入开展地下工作。作家张洪年告诉本报记者，小说中的杨晓冬可以说是他本人的，而据说金环、银环姐妹是以他的妻子为原型。
在的莲池，记者见到了一座小桥，据张洪年介绍，当年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曾把它作为地下党接头地点的场景，而实际上，儒在抗战期间和组织取得联系时也在此地。
抗日战争中，儒耳闻目睹了许多地下的故事，甚至见过许多战友被俘虏、，但是因为不能身份，使他想解救却力不能及。他在《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序中写道：“对于这些忠心耿耿埋头为党工作、创造了丰功伟绩、留下了事迹的同志们，任你有多好的歌喉、多饱的笔墨也是唱不尽写不完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本小说，就是从上述诸英雄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中，东鳞西爪地选取了一些零星片断写成的。拿它与实际生活比较起来，犹如从波涛万顷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从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
“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兵千百万……”在上世纪60年代，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这首响亮的战歌。高家庄、赵庄里户连户、村连村的地道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奇战场，这一切首先应归功于小说《地道战》。
《地道战》的故事发生在反“”期间，赵庄的军民为了对付日本鬼子，在村庄内挖了很多可以相互联通的地道，在其中隐蔽、转移，和敌人战斗，尽管狡猾的敌人曾使用、放水、灌毒气等手段，最终还是败在了勇敢、聪明的中民手中。该书于195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发便有60多万册。
《地道战》的作者之一是老作家李克。他1923年生于蠡县，十几岁时就参加儿童团，后来在地方担任军事干事，在冀中平原参加抗日战争，1946年起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了一年，之后正式参军，加入“火线剧社”搞文艺宣传工作。从1946年开始他就断断续续地写《地道战》，解放后转业至市文联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和李微含合作完成了整部小说。除此之外，李克还著有《水上传奇》《燕山枪声》，和《地道战》并称为“抗战三部曲”。
日前，本报记者在寻访到了李克先生的遗孀马静儒老人。她告诉记者，反“”期间，李克调到了蠡县的区里工作。平原地区掩护物很少，为了打击敌人，军民们就开始利用地道作战。李克就曾组织群众一起挖地道，当年他还曾写过一首《地道战歌》。
记者曾查找过一些资料，都显示《地道战》的作者是李克一个人。但马静儒老人一再强调这是两个人合著的。她给记者拿出了李克写的《地道战》手稿，清楚地写着“李克、李微含著”。马老说，在该书的第一版上，曾标注了李克和李微含的名字，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此后的版本或者标成“李克著”，或者标成“李克等著”。因为《地道战》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就再未印行过，因此李微含的名字就鲜为人知了。
和《平原游击队》《烈火金钢》等许多作品相比，孙犁的《荷花淀》显得与众不同，这篇并未正面描写战争的短篇小说，以它清新隽永的诗意风格倾倒了无数读者，成为抗战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荷花淀》是怎样产生的？孙犁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创作方式表现抗日战争？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创作又是怎样的？日前，本报记者专门走访了原孙犁研究协会秘书长刘武先生，听他讲述了其中的故事。
刘武介绍说，1944年孙犁前往延安，先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之后留校任教。这时，他离开老家已经8年了，思乡之情越来越强烈。他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一文中曾写道：“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8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是坚定的，但很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
恰巧，一天从白洋淀来了一位朋友，两人聊天之时，朋友给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地道的，一个则是关于水淀的。之后，孙犁“在延安的窑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将后者写成了小说，这就是《荷花淀》。
虽然抗日战争期间孙犁并未在白洋淀生活，但早在近十年前，他曾前往那附近，观察当地的生活，了解风俗民情。它们给孙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他任文字倾吐心中浓烈的感情时，那些情形便活生生地展现在了眼前。
1945年5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的副刊了《荷花淀》，副题为“白洋淀纪事之一”，随后被重庆的《新华日报》转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作品中对冀中人民的爱国气节和战斗的刻画，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孙犁”这个名字开始为大家所关注了。
刘武介绍，孙犁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读完小学和中学后，家里就无法供他继续读书了。但他在小学高年级时就接触了“五四”时期的文学，初中时即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到高中时更是热衷于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类的作品。后来他在安新县同口镇的一所小学工作时，一边教课一边读书，尤其对鲁迅的作品很关注，读得又多又细，受到了很大影响。
孙犁中学毕业后，曾在生活了两年，先在部门当了一年小职员，后又在一所学校当司务员，之后辞职回家，想依靠写作维持生活。但这时候的他因为缺少生活，很少能发表作品。直到1936年，他在同口镇任教时，找机会到白洋淀体验生活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七七事变”后不久，他家乡附近的滹沱河发了大水，学校停了课，使他不能回去教书。这时家乡已有人在组织抗日救国，孙犁受到了同学的影响，参加了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春天，他正式加入到队伍中，曾在抗战学院短期教授过文学，期间编写了一些文章，并在冀中地区的《红星》上发表了《现实主义文学论》，这是他第一次以“孙犁”为笔名发表文章。
刘武告诉记者，孙犁曾说：“随着征战的，开始了我的文学。”是抗日战争使他和文学走到了一起。
首先是创立了“荷花淀派”。除了《荷花淀》，孙犁还曾写过《芦花荡》等作品，新中国成立后结集成《白洋淀纪事》出版，此外还创作了《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小说。这些作品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有很大影响，许多人爱读他的文章，学习他的创作风格。如刘绍棠、丛维熙等作家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逐渐在文坛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雏形。
刘武还认为，孙犁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生活，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乐观和英雄主义。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普通老百姓，但就是他们抵抗了日本侵略者。此外，孙犁的文学语言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也吸收了“五四”文学的特点，还受到了文学和民间语言的影响，像抒情诗一样，呈现出了一种很独特、优美的现实主义风格。刘武说，孙犁的作品之所以长久不衰，与他的文学语言这么丰富是分不开的，和其他的抗战文学作品相比，孙犁的语言运用更为高明一些。
《荷花淀》讲述了抗日战争期间发生在白洋淀的故事。游击组长水生和几个同村青年报名参加了区里的战斗队，离开了村庄。
他们几个人的媳妇不放心，便到部队上去看望，不想未能碰面，反倒在中遇上了日本兵的船。水生媳妇等人为追赶，将船划入荷花淀，恰好将敌人引入了区队的伏击圈。
孙犁，现代著名作家，原名孙振海，1913年生于省安平县，中学毕业后先后在等地谋生。1938年他参加抗战队伍，不久开始以“孙犁”为笔名发表文章，因《荷花淀》一文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新中国成立后他陆续创作、发表了《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作品，晚年则有《无为集》等文集问世，因其独特的文字风格影响了许多作家，被视为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他一生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做过多年的记者、编辑，曾是天津日老领导。孙犁同志的石像现伫立在天津日报大厦广场。
有影响的抗战文学，几乎都是长篇小说，唯独孙犁的作品是例外。虽然也曾著有《风云初记》等长篇，但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如《荷花淀》。那么这样一则仅几千字的故事，为什么能受到读者和诸多作家的青睐呢？
快报记者(以下简称“快报”)：《荷花淀》第一次作为书出版是在什么时候？它真正为全国读者所知、在文学上产生重大影响又是在什么时候？
刘武：1947年4月，作家周而复在主持了“北方文丛”系列丛书，其中就有名为《荷花淀》的文集，书中收录了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等6篇作品。因为当时解放区的出版力量很薄弱，所以书是在出版的。而《荷花淀》产生更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在1958年，当时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出版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国青年出版社为孙犁出版了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荷花淀》也在其中。之后评论家、作家为之写了一系列的评论，语文课本也选用了这篇文章，并保留了很多年，那时只要读过中学的人都读过它。
刘武：《荷花淀》最初发表在西北地区，那里过着陕北式的黄土高原生活，而《荷花淀》却将背景放在了白洋淀，呈现出了优美、清新的画面，显得非常富有诗意，好像给文坛送去了一股清风，让人觉得非常新鲜。而且它所表达的乐观情绪、战斗和爱国主义也非常的鼓舞。
快报：我注意到这篇小说发表于抗战胜利前几个月，是不是那时候战争形势的好转使人们的心情产生了变化，而这篇小说又恰恰以它的胜利、乐观契合了这种情绪，所以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呢？
刘武：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篇文章发表时人们并未准确预料到几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但那时抗日战争毕竟已进行了8年，人们的很疲惫了，痛苦的心情也压抑得很久，非常希望看到胜利的出现。
刘武：孙犁写得更多的是人性。抗战文学不一定就要刺刀见红，孙犁虽然很少写激烈的战斗场面，但他把人在当时下的心情、心态都描绘出来了。写人是文学的根本，这样的作品更有价值。
快报：抗战期间孙犁没有到过白洋淀，如果说那里的景色他还曾亲见的话，当地人在特定时期的言行、心情他如何去了解？
刘武：创作是一个虚构的过程，实际上他是借着白洋淀这个地方来塑造人物，最终把他经历过的事全部融合到作品中去了。他曾说自己写的一些作品，和家乡人的思想感情步调是一致的，有过相同经历的人都会受到。
刘武：实际上他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很，形成一个文学流派不是件简单的事，它需要统一的组织、统一的风格等条件。而且他认为文人“宜散不宜聚”，这样对文学才有好处。
刘武：是，早期有刘绍棠、丛维熙、韩映山，后来还有铁凝、贾平凹，虽然他们现在各有自己的风格，但初期还是受到了孙犁的影响。
刘知侠(1918-1991)，卫辉市庞寨乡柳卫村人，著名作家。他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4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风靡了整整一代人的《铁道游击队》至今不衰。刘知侠原名刘兆麟，自幼家贫。1938年夏天，赴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年冬天，在行军上，他参加了中国。
1943年夏天，滨海抗日根据地召开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刘知侠在会上结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听说了他从来不知道的故事。这些故事让他夜不能寐，于是他两次穿越线前往枣庄，几度修改增删，终于将这个故事变成传奇小说《铁道游击队》。1953年，小说一经出版便造成轰动，三年后，电影面世。据统计，《铁道游击队》的原本加上各种节编本、缩写本共出版了300余万册，并译成英、俄、法、德、朝鲜、越南等8国文字在国外发行。
1953年，他将建国后发表的短篇小说编成《铺草集》，同时创作了《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1960年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和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等，1979年，创作中篇小说《芳林嫂》，1986年，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与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以及20万字的《战地日记》(即《淮海战役录》)。
那个年代没有虚构的传奇，铁道游击队也一样。鲁南铁道大队是它本来的名字，1940年2月，在一个叫小陈庄的地方，两支小型抗日武装合并成鲁南铁道大队，英雄的故事从此开始流传。
提起《新儿女英雄传》，不仅在白洋淀，而且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都有一定影响。这部作品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受到了表彰，当时，国内发行达数百万册，并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于世界。作者为著名作家孔厥、袁静。
作品通过杨小梅和牛大水的爱情故事，描写了抗日战争中的冀中农民在中国领导下对敌展开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的侵略者。
孔厥，江苏吴县人，原名郑云鹏，又名闻挚，后改名为孔厥，1938年夏季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曾写过《人》《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1947年他到冀中创作组，并与袁静合写中篇小说《血尸案》、歌剧《兰花花》，1948年和袁静一起来到白洋淀。
袁静，原名袁行规，又名袁行庄。祖籍江苏省武进县，生于。其二伯父专擅米体书法，新华门上挂的匾额“新华门”便为其二伯父所题。其母能画工笔花卉，并会吹箫笛。袁静自小就在这样一个艺术熏陶下成长起来。她1930年参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春到陕北公学学习，1944年创作《减租》，1945年创作出当时影响很大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后移植为评剧等剧种)。
这部作品首先连载于《》1949年5月25日至7月12日的文艺版上。正式出版时，郭沫若和谢觉哉分别为此书写了序言，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郭沫若赞扬这部作品“人物的刻画、事件的叙述，都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也非常纯熟”。谢老也称赞“他俩写作是严肃而努力的，因而他俩的作品是成功的”。
这部作品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仍在读者中流行，绝不是偶然的，是作者倾注心血完成的。作品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很高的艺术水准的。
去年1月31日夜晚，当身染沉疴的马烽在太原去世时，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山药蛋派”送走了最后一位健在的作家。他给人们留下了《结婚》《饲养员赵大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一系列作品，还有他和西戎合著的、的《吕梁英雄传》。
《吕梁英雄传》以抗日战争下的晋绥边区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一个叫康家寨村庄的故事。地主康锡雪日本侵略军，组织维持会农民。在员和武工队员的领导下，一些积极组成了民兵队，反、斗，和日寇、伪军展开了长久的斗争。不但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还拔掉了敌人的重要据点。
马烽原叫马书铭，出身于陕西的一个贫农家庭，16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八军，从事文娱宣传工作，后来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毕业后回到晋绥边区，在文艺工作队工作。该书的另一作者西戎和他的经历相似，也是出生在山西，16岁参加工作，后来加入山西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吕梁剧社。
马烽入伍时恰逢抗日战争期间，耳闻目睹了许多英雄事迹。1944年，在晋绥边区召开的群英大会上，涌现出许多战斗英雄的英勇事迹。马烽在《吕梁英雄传》的开篇中说：“单说出色的民兵英雄，就有一百二十四位。这些人物当中，有的是爆炸大王；有的是神枪能手；有的是破击英雄；有的是锄奸模范；有的是智勇双全的领导人；有的是天才卓越的指挥员……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本领。”
当时的《晋绥大众报》对他们进行了报道。因为篇幅有限，不能将那些事迹一一刊载，因此当时在工作的马烽和西戎受命从中挑选典型的故事，采用章回体的形式，编成连载登在《晋绥大众报》上，一共95回。这些故事因为以古典风格为载体，而且有极强的故事性，因而特别受读者的欢迎。1946年，这些故事中的一部分被作为单行本出版，3年后，两人又将所有内容做了修改，合成80回结集出版，就是《吕梁英雄传》。
“他的身材魁梧而硕壮，面孔却有点清瘦，颧骨微高，浓眉下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那里面饱含着的慈爱；宽大的嘴角上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的头发和嘴上翘起的短髭都已灰白了。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但却很矍铄，像一个活泼健壮的青年。”这是作家周而复在他的《白求恩大夫》中写下的素描，正是这些文字，使广大中国人民由此知晓了“白求恩”———一个国际主义战士的名字。
《白求恩大夫》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末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员、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反战争和抗日战争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心力。他在战场附近抢救伤员，对战士们关怀备至，虽然和医生方国祯等人有过小小的误会，但最终仍成为了亲密的战友。在一次抢救伤员的过程中，白求恩受伤感染病毒，不幸去世。
《白求恩大夫》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同时在一些角色上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如医生方国祯等人就是以359旅的战士们为原型。作者周而复是安徽人，原名周祖式，曾在上海光华大学主修英国文学专业，毕业后就奔赴延安，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
1939年，周而复被派往晋察冀抗日前线，在那里了解了白求恩的事迹，并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搜集、调查工作，随后写成了通讯报告《诺尔曼·白求恩断片》。它发表于1944年11月，后来作者将之扩充为《白求恩大夫》，于1948年连载于《中篇小说》上，一年后由天津的知识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周而复对这部作品再次进行了修订，并于195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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