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发改委蒋珊照片在迄今作家谈创作的书籍中，本书堪称经典。全书共八讲，分为语言、故事、人物、主题、修改、文学的性别奥秘、写作训练随谈、文学初步及其它。每一讲都提出和解答创作诸要素中的核心问题，是作家近四十年的文学创作经验的全部结晶。本书是作家以聊天和闲谈的方式行文而成，通篇生动、活泼，妙语如珠，全无之气，匠人之气。
进入这个教室，让里有一种羡慕的、亲切的感觉。使人想起当年在大学校园里的一些场景。好像觉得时间上并不遥远，又一次回到了昨天。
我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批学生。我们那一届包括了不同年龄段的人，从十岁到三十左右岁都有。我们这一波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人热爱文学，所以在学校里有好多个文学社。如今回母校去看，文学社里的女同学特别多，而过去二三十人中只有三两个女生。大家在那儿热烈讨论，各自为了自己喜欢的作家争得面红耳赤。
今天谈到的这些问题（张爱玲、女性文学），引发出心底的一个感慨：对于文学，对于人性，对于生活，女性的能力好像天生地优于男性。女同学比男同学在某些方面更细腻、更，感性空间也更开阔……不断谈到张爱玲，可见她拥有很多读者。
女性的写作跟男性确实不一样，他们互有优长。打开文学史就会发现，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女作家，同时也有那么多了不起的男作家。文学的性别很有意思，很多研究者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了学术文章。因为文学的奥秘与生命的奥秘在许多时候是一回事。
张爱玲在是一个影响力逐步加大的作家。把1949年以前的作家，像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等叫作“现代作家”。他们主要的文学活动是在1949年以前。这些年很多人都在谈张爱玲，最喜欢她的人在大学校园里，像大学生、研究生们，正大量阅读她的书。
很早以前张爱玲在文学史上是不被提到的，不是因为她不重要，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现代文学史不讲张爱玲。我很早就知道她，却至今没有读过，这让我有些不解——尽管可以找出许多理由。当年大学里没有关于她的课程，她的名字也不被提起。后来慢慢了，艺术的回归艺术，学术的回归学术，学者们的研究工作要服从文学规律，更重视生命独特的、个人化的表达。到了这时候，张爱玲就变得绕不过去了。
谈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对不同作家有不同的评价，但省却了张爱玲就不够全面。我至今记得老作家柯灵最早在《收获》——那是当年中国最重要的一份文学——写了一篇文章叫《遥寄张爱玲》。文章透出了新鲜的气息，有着特别的口吻，让我印象深刻。那篇文章有可能把的张爱玲研究往前推了一把。
再后来是美国的夏志清教授，我１９９６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见过他，有很长的交谈。他在文学史里谈张爱玲很多，对影响较大，特别是对各个大学里做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影响比较大。因为他的这本文学史是从另一个角度进入的，没有许多教科书那些意识形态的统一色彩。后来中国出了上百本的文学史，张爱玲的名字大多出现了，而且评价也在渐渐提高。这是我所知道的张爱玲研究的一点情况。
刚才讲了，女作家比较细腻——她们非常活跃，读者非常喜欢。她们和男性作家的文笔不一样，表达的生活内容也有所区别。通观起来，在小说的社会性方面，个别女作家或许要弱一些。她们特别专注于生活的细部，家庭、情感，针头线脑的，这些方面写得比男性作家更深入更逼真，也更生动。比起她们的这种细腻委婉的转述、描募，男作家就要差一些。
在阅读上，读者也会有某种程度的性别差异。比如围绕某一位女作家，有一部分读者可能特别喜欢，沉溺于她的文笔，沉溺于那种独特的表达，会追踪阅读，津津乐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一些代表性作家至今还在影响中国作家的写作，特别是影响了女作者。
她们的造句非常感性，是独出心裁的个人风格，对语言的控制力柔软而固执。其实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特殊的造句习惯，但女作家们的这种性还是相当明显，引人注目。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硬梆梆火辣辣的文风之后，看软软的女性文笔会有耳目一新之感。文字这样柔软，这样缠绵，这样私人化，这样细腻——一直到今天，五四时期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对我们今天的北方读者来说，仍然是蛮新颖的。
新时期以来的女作家很能写，她们的读者也很多。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大学里的文学，提问的问题有一多半是关于女性文学的，有不少提问很不客气：为什么男作家写不过女的？文学是否专门属于女性？当时让人觉得不好回答。因为这样的结论很个人化，以前还从来没有想过。从长一些的、大的范围里观察，世界上的男性作家起码不差于女性作家的成就，而且在数量上或许还要超过女性。讲到影响，世界上的文学大师中有很多男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男权社会时间太长，男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更多。不过很多女性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让人羡慕，她们别有洞见，文笔，表达清新，这都让男性作家钦佩不已。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优势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她们的气质也许更为适合文学写作。欧洲有一段时间，文学沙龙的主人往往都是女性，一个男子要在文学上出头，往往要在这样的沙龙里得到承认。某位沙龙女主人看重的诗人或小说家，他的名气就会在上层社会里流传开来，接着又会在更大的区域里出去。可见那时候没有网络电视，刊物少，作家协会这一类组织没有或者不够活跃，贵妇人们就形成了“文学界”。这些十八十九世纪发生的事情也许并非偶然，而是生命的性质所决定的。
有的贵妇人供养一两位卓越的诗人——这让今天的某些人羡慕得不得了，甚至打趣说：怪不得今天的文学、特别是诗不如过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那样的贵妇人了。贵妇人多好啊，她们爱文学、支持文学。不管怎么说，历史上的贵妇人对文学真的是有过大功的。她们首先是深爱文学，趣味高雅，其次才是有闲和有钱。
中国的语言有好多个板块，从大的方面分南北两块。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当然是南部板块。长期以来，中国书面语的标准是以北方体系为基础的。有人认为南方作家要有好的文学语言更为困难，而北方作家往往更容易。这样说并不准确。鲁迅的语言多好，他就是南方人。而文学语言，方言是最为生动传神的。古代的官话形成文字，流脉长远，基础夯得很深。在以北方话为标杆的基准上发展出一种通用的文学叙述，也有不少损失。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就会有不好的一面。北方人从事文学写作，可以很快进入一般的文学叙述，通俗流畅，好读也比较生动；但是北方作家语言最好的，还是努力追求和保持了个性，即极力从脚下泥土吸取自己营养的那种。北方的造句也不能趋向统一，而要像其他地区那样活泼生长。方言是真正的文学语言，只不过为了流通的方便才要靠近一种规范，所谓的普通话。那么怎样在这个靠近的过程中保持一种方言的个性，就是一种艺术了。
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语言直到最后都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文学的许多问题最终还是要解决在造句里。对于作家的研究，开始也是从语言开始的，要从这里看出他们的不同，这正是阅读的第一步。
刚才说过，女作家的语言往往更率性，更个人化也更细腻。男性作家比较起来或者会粗砺一点，刚直有力一点。但这只是一般来说。具体到每个作家，他们的差异非常大，而正是这差异决定了他们存在的价值。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去看时下的文学研究，总觉得应该进一步贴近作家的语言才好。比如研究者谈了很多作家，写了很多论文，似乎常的，但仔细看，又觉得他们似乎并没有触及到文学的内质和深处——每一个字都在谈论作家作品，可仿佛又没有谈及文学本身。研究者正在把研究对象剥离开来，在评说其他。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绕开了语言，于是也就绕开了文学。要进入文学，就必需从语言这个门进入，因为除此之外好像并没有其他的门。
我们每每有这样的惊讶：那些关于文学的门外谈，十有是犯了一个常见的毛病——太过关注一篇或一部作品的“社会意义”了，总要找出它的“思想性”，挖掘作品的微言。作家在文字中并不存在的一些“隐喻”，也被他们翻弄出来。其实这都是过度的解释。如果能让阅读再放松一点、自然一点，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了。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文学的“门”——语言。
女性着迷于说话的方式。女性比男子更浪漫，更爱幻想，这都是很“文学”的。一位女性读者或作者把语言趣味丢在一边，那是不可思议的。她们往往只专心地走入一个方向，这就是语言的门。这其实也是文学世界的唯一的门。
刚才讲作家的个体差异，同样是女性作家，有的却不一定那么缠绵和软性。如法国的女作家尤瑟纳尔，她写了《马德良回忆录》，写一个罗马死前的回忆，是她的代表作。出版了她的文集。这是让许多人特别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在座的可以做一个很有趣的工作，就是看一下尤瑟纳尔与其他一些女作家——比如我们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区别。尤瑟纳尔的作品虽然是一个女性写的，有细致入微的特质，可同时又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历史感，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文风有特别雄浑的一面。就是说，她兼有男性作家的气魄和魅力。
即便是发生在同一个女作家身上的例子，也会有些不同。比如有的女作家大部分作品常女性化的，可是偶尔也会写出一部气质极为刚毅的作品，突出了一种异性的气概。可见性别既是天生的，又可能是暗示的一部分。实际生活中的人会不断地对自己做出一种角色提醒——她得到了很多关于女性的鉴赏、肯定，就会更加巩固自身的女性特质，进一步地塑造自己。但是它也许包涵了另一种隐而不察的什么因素在里边，如另一部分生命特征。
我们有时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身上都隐藏着极其特殊的生命，它可能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女性身上会有强烈的男性化的表达欲求，反过来男性也是一样。而文学需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必需打破个人性别意识的，尽最大可能去感受生命的全部奥秘，需要一种探索力和力。这样的时刻，他（她）的笔下会流泄出异样的情感、呈现出无法言说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学世界就变得阔大和深邃了。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师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那些特别具有男子气的作家也有极为柔细的一面。比如海明威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所谓“硬汉作家”，大家知道的是这个人特别粗犷，参加世界大战，打猎，钓鱼，拳击，无所不为。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化的例子——可是我们看他的作品，比如代表作《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还有许多中短篇，《老人与海》等，书中的男性气息非常强烈，就像海明威本人一样。他的传记里，说他结过几次婚，有一位太太被他英武的外形、壮汉的形貌所吸引，当她与之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之后，竟吓得跳起来——被他身上的各种疤痕吓坏了。那是战争、狩猎，还有竞争剧烈的体育运动留下的痕迹。她说海明威简直就是一个。这样一个人可以说是足够的“男性化”了，但在他的《丧钟为谁而鸣》等书中，我们还会发现他的柔软情怀。他对生活的那些细微表达，那种体味和洞察，特别感人，一个细致入微的女性也不过如此。事实上，女性化的纤细感受，再加上疆场男子的勇武气概，二者紧密地糅和在一起，才构成了这本书的阳刚和阴柔，使其成为一部杰作。
无论一个作家多么刚烈，多么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感，却不能没有女性一样的温柔和细腻。男性作家的力道恰恰也来自一种对比和综合。《丧钟为谁而鸣》里写的一个被的女性玛丽亚，她被执行炸桥任务的乔丹解救了。敌人把她的头剃光，看上去像一样。海明威把这个的玛丽亚写得太可爱了。不仅是写他们的爱情，而且是从男性的眼光写女性，又从女性的眼光写男性。这本书读完以后有一种辉煌的感觉，四十多万字，进入以后会觉得是一座五光十色的，宽旷高大，里面的风景应有尽有。
大作品的结构就像一座，有塔楼，有穹顶，有巨大的石柱，华丽的大理石地板，有镌刻，有精美的彩绘——不然的话只用石头垒一座大建筑，固然是雄伟，但却禁不住细细端量。仔细欣赏时，少了很多细部的美，只会觉得它粗砺高大、空空荡荡。但是有了艺术的柔细曲折之后，一切就大为不同了。进入者会在整个体味的过程中，心里装满繁复难言的多种记忆，大与小，粗犷与别致，都在心里被加以综合。
至此我们会明白，杰出作家心理上的性别身分是极其复杂的。这个复杂不是他们个人的有意追求，而是生命的性质本来就如此。如果只将其当成技术，这个地方要突出男性的有力和粗犷，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那个地方又要有女性的细柔——也会常蹩脚的。
一个人在长期的创造性劳动中，会慢慢出生命里的各种元素。这是极其必要的，是决定他（她）能否走远的重要条件。
现在是特殊的竞争时代，文学界如此，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或许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剧烈。在所谓的网络信息时代，人变得比过去更匆忙，更急切，也更愿意速成，无论做什么都变得匆促了。比如我们过去要到邮局发一封信，总得耽搁一些时间，而今在家里点点鼠标就可以完成。过去看新闻要找听，现在上一下网什么都有了。购物也是这样，可以足不出户。很多东西都方便极了，省事省时。可是我们同时又会发现：现在属于我们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好像越是节省时间越是没有了时间。这就奇怪了。
现代生活的这些高科技机器让我们没法驯服。我们发明了它们，却没法更好地管理它们。我们发现了核能，可是长期面临着被的；发明了大量化学药品来治病，可是抗生素成为危害人类的最大毒物之一。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束手无策。在时间方面，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每个人都坐在了工业流水线旁边：生活的零部件依次走到你的跟前，你得马上动作，然后再等下一个工序。没有个人支配的空间和时间，没有选择，人人都是的、被动的。
我们每个人都给拴到了现代生活的流水线上，从此不再有其他。这非常悲哀。我们的最大痛苦是不再拥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写作者处于如此境地就会格外痛苦。现在因为有了电脑，文字工作似乎变得方便多了，出版印刷也非常快。这样的快速和便捷，有可能产生好的作品，但更可能是产生许多垃圾。问题当然主要不是因为方便，而是因为匆忙和浮躁。一些写得很快的作品，从古至今都有名著名篇，那是因为作者的才华。但是大才子们倚马可待的故事我们听听可以，却不能学习。
写作这种事，快和慢都可能成功。的确有成功的即兴之作，作者只用很短的时间就写出了千古不朽的杰作；而有的人则需要慢慢打磨一部作品。各种可能都是存在的，不能一致。写作是这样，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比如长时间一直强调文学要关心大众，关心社会，关心大多数人，要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才会写出大作品——这作为一般的道理当然是不会错的；但有没有特殊的现象？有没有的例子？比如说文学史上也有一些大作家，他既脱离，也不关心社会，可是同样写出了杰出作品。所以说文学现象斑驳陆离，无法简单。
但一般来说写作还是不要太急，还是要沉住心气。有人脑子写热了，一天可以出手万言，但不能总是这样。年轻时体力好，脑子热得快，所谓的年轻气盛。人在激动的时候可以一口气写上很多，但效果不一定好。每次伏案创作只是一个机会，这样的机会有多少？不多，严格讲其实仅有一次而已——一次难以重复的机会。于是作家会自己：一定要慢慢地写，要深思熟虑，要抓住这仅有一次的机会。
同学可能会说，写完了还可以再改啊，怎么说是“仅有一次的机会”？这里说的是，指当你面对稿纸的时候，那种兴奋和冲动其实是一次性的——写得不好你可以改，但那已经不是最初的冲动、最初的创造了。文学创作中的临场是一次性的，不能忘了这个。你可以修改“这一次”写下的东西，但“这一次”的冲动一辈子只有一次，它是不会重复的。比如我在这里讲这些，我的心情、一些临场的意绪，对我来说只有这一次，以后再讲则是另一回事了。
“仅有一次的机会”，因而才要慎重，因为创造性的思维不可再造和重复。所以作家就得记住，一定要慢、要慎重。有的作家为了让自己慢下来，甚至找来那种很不润滑的稿纸，很粗糙的稿纸，而且不用圆珠笔，只是用那种老式的钢笔。老式钢笔在很粗糙的稿纸上也只能一笔一画地来，写快了纸就划破了。这样就给脑子留下很多思考的时间，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这样慢慢写，把心里的很多东西通过臂膀、经过笔尖注在了稿纸上。形式上看真的是这样，一个人看上去就像从心里流出思想，注入稿纸。所以直到现在，有的作家写重要的东西，还是不愿使用电脑。他们告诉自己，每天一定不要超过两千字，极特殊的情况下也不要超过两千五百字。这对作家来说是相当克制了。这种缓慢和慎重会带来质量上的。
具体到一部书，单纯追求长度也是无聊的。作品中凝聚的时间和劳动、其中的思想和艺术的含量才是最重要的。文学不是比谁写得更长，而是比谁写得更好，比试长度没有意义。一部长河小说，付出的劳动量很大，这样一部书不可能在几年内写完，对作家的会十分巨大。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从思维力到写作的贯彻力，都需要时间的。思维力是需要时间支持的。比如说计算机，我们发明的最快的计算机一秒内能计算多少次就是一个指标。这就让我们明白，思维再快，也仍然需要时间的。人的脑子也是一样，再好的脑子也不可能超过它的思维极限，不能超过它的负荷。一些巨大的问题，海量的问题，如上百个人物，上千个细节，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都要面临，这都需要在相应的时间里去解决，除此没有别的办法。
人们说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凭着青春的热情一口气把感情渲泻出来，这种小说的线索往往比较单纯，一个故事到底，没有很多头绪，容易一气呵成，并有可能成为一部漂亮的、让人记得住的好小说。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想出的问题有可能是最好的，也有可能过于简单。匆忙间完成的，往往是不够透彻的、错误的。有些东西要留待生命的下一个过程、下一个场景去完成。人在每天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今天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明天可能就是另一种想法了——这是对前一天的修正或补充。不同阶段的生命判断力加在稿纸上边，那就不再简单了。
小说有时是需要复杂曲折的。所谓现代作家的有些娱乐作品是简单而没有深度的，文字后面没有纵深感，薄薄的一层皮，揭掉就完了。它作为娱乐品可以，作为思想和艺术的深刻创造，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写一部好作品，也许该把心放下，慢慢地去工作。只要作家的判断力好，无论改多少遍，都不会把最初冲动中写出的优秀部分删掉。比如一部作品改了二十遍，有些地方一个字都改不了。为什么？就因为当时的冲动是好的，只要作家的判断没有出毛病，那些地方直到二十年以后再看也仍然是好的。
现在对所谓的作家拿工资之类议论很多。这非常好理解。但是提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妨把事情放开来想。从文学和创作的角度看，一个真正的好作家不会受这些东西影响。一个杰出的作家，什么东西才会埋没和他？良好的创作条件？一点工资？一点职务？
外部条件是发生作用的，但这些作用微乎其微。作家的心灵连这点度都没有、连这点力都没有，还要从事如此艰巨深邃的工作？给点工资就安于现状，就不再好好写作了，这样的生命也太廉价了。
事实上，一个好的作家，再好的条件也不会腐蚀他，反过来说恶劣的处境也不会让他放弃。历史上有些作家不停地被流放，不停地搞，从其年表上可以看出，几乎没有一天安定日子可过，但他仍然有很大的文学成就。像何塞•马蒂，古巴之父，一共只活了四十多一点，哪有时间写作，可就是这样苛刻、、的人生，他留下的文集有那么一大排！当一个杰出的生命把全部的热情、力量都投入到一项事业中去的时候，他与时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谜。我们没有办解他是怎样运用时间和生命的，这常神秘的一件事情。
前年我到俄罗斯，去了高尔基故居。对高尔基现在有很多争议，因为他过去是一个的标本，被肯定得太多了。，后来思想解放了，人们就容易去肯定另一类作家了。但高尔基实在是一位大师。他的流浪汉小说写得棒极了。我觉得他写的最好的当然不是《母亲》，也不是他后来写的那部很长的小说。他的作品很多，是一个天才。
胜利后，苏联把他像迎接神明一样从国外接回来，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他经过的街区，都沸腾了。他像一个天外来客。回来后，莫斯科最有名的一座别墅赠给了高尔基。认为只有高尔基才配住这么好的房子。别墅的楼梯是整块大理石雕成的，楼梯扶手模仿了大海的浪花。书房特别大，连楼梯上都摆着书架。高尔基在这栋楼里只住了三年。这三年来他的文学活动频繁得不可想象，成立苏联作家协会，会见人士，每天都有繁重的社会活动，好像高尔基根本没有时间坐下来。可是我们看这短短的三年他做了什么：一面墙壁的书中有一大部分都做了眉批，写了很多感言；还在创作不停，如那部很长的小说的一些章节。
一个杰出的、准备为一项事业投注全部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些条件所，不会这么简单地被窒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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