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节期间，大家到我的家中来，到家还未落座，就讲起了“关于我的笑话”，我一听，不由得也笑弯了腰，这些事儿，我大多数也没有了印象。这一节着重说说“关于我的笑话”，力图尽量客观地解剖。
前节有关“油灯事件”的描述，使我颇有一点忐忑不安，很有些觉得往我们小组同学的脸上抹了黑，而且还有一点标榜怎么刻苦学习的感觉，尽管我所叙述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我完全是按照生活的原貌来加以表述的，但我仍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即使是按照生活的原貌表述，仍然可能发生对于生活的，因为生活的原貌是立体的，每个人的思想性格又常常是多重的、立体的，当我们叙述了某一个方面的时候，同时也就忽略甚或是了另一个侧面。所以，这一节着重说说“关于我的笑话”，力图尽量客观地解剖。1998年春节期间，大家到我的家中来，到家还未落座，就讲起了“关于我的笑话”，我一听，不由得也笑弯了腰，这些事儿，我大多数也没有了印象。白国利先讲了一件“退鞋”的故事。说我和杨和一起买了两双大头鞋，杨和脚大，是24号半的，我脚小，买的是22号半的，回家后，我把我的鞋收了起来就忘了，等以后一穿鞋，哎？怎么大了两个指头？白用手比画着，学我当时的神态，惟妙惟肖。然后，我就背个黄书包，去供销社退货。当时人家正在盘点，很不耐烦，说你刚刚买走就来换，捣什么乱，我好说歹说，磨了半天，换了回来。杨和正在找鞋呢，说：“哎？老木，你怎么把我的鞋给换了呢？”
大家笑声未落，白一边脱外衣，一边讲我做疙瘩汤的故事。说有一次，我们三个男生去出战勤（我怀疑这个词源于伪满洲，是让农民出民工，因为是战争时期，故称“战勤”），挖河渠，饿得东倒西歪，回到家中，女生不在，想吃一碗热乎乎的疙瘩汤，我自告奋勇想露一手，说我会做，倒了足有两臂水，快要平了大灶锅，他们俩就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添柴火。最后，煮成了一大锅的粗糊，三个人呼噜呼噜喝得倒也挺香，只是以后不能再提“疙瘩汤”，提了就恶心。几位女将也不甘寂寞，讲了我挑水的故事，说我挑的水，水缸里经常浮出个癫，吓她们一跳，说我挑水时什么也不看，或是两眼发直，或是荡荡悠悠地唱着歌，癫、草绳什么的都不管，只管往水缸里倒。这倒让我想起别组的一位女生，说我总是“木个怔的”，这几个字我一直不知道是哪几个字，现在想想大概是这几个字。
说起来我的“木个怔”，白国利又有了一段，他的记忆力真好，说得又是活灵活现，带着他特有的手势和表情。说是后来，男女生分灶，一次，我们做了点好吃的，先让谷建民给女生送去。这小子平时从来不打扮，一听说让他上女生屋，立马捌伤上了。白国利学着当时还只有16岁的这位小兄弟的模样照镜子，我就说他：“瞧你丫的这德行，去趟女生屋还照镜子。”谷建民一听就火了，把镜子一摔说：“还不侍候了呢！”杨和又不乐意去，结果我自告奋勇，端着盘子低着头，直奔女生屋门口，喊了一声：服告！”里边一听，笑成了一团，半天开不开门。
以上几件逸事，我都毫无印象了，不过，大家一讲，我就隐隐约约地在脑袋中出现了一些形象的联想，并且给予补充的想象。我绝对相信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不仅因为它们合于我的性格，而且这些在当时让他们觉得可气、可笑的事情，时隔几十年，虽然仍然觉得可笑，却已经一点儿可气的因素也没有了。去女生门喊“报告”，并非故意的，而是由于我在这个时期特别的，凡是众人通用的规则，我都认为，连带社会通行的礼貌用语，我也不愿意采用。因此，第一次去女生宿舍，直接推门就进去了，女生当时大概正有不方便的事情，被我这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突然闯人，吓了一大跳。随后，关燕作为女生老大姐，非常严肃地和我说：“记住！以后一定要先敲门！”语气很重，这个场景令我终生难忘。但这次手中端满了食物，无法敲门，而我又不知道采用什么话语通告对方我要进「〕，情急之下，使用了上学时候进人教师办公室时常说的服告”，也就在情理之中；还有挑水不看水，换鞋不看鞋，这都是我从小，或者说是自从迷上写作诗歌之后就长时期培养出来的毛病。一切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有那诗意的捕捉才是生活的目的。
也许是因为现在大家分外地友好，所以只说一些无伤大雅的故事，其实，我一定还有不少更为可笑而可气的事儿。譬如“春节失火”，大家都不提，这是我的伤疤。“油灯事件”大家也不提，那是我们大家的伤疤，已经很难说出子丑寅卯来了，也没有必要，只不过是那个特殊时代发生的特殊的事情而已。
时代的特殊是一个方面，有时是因为我总是缺乏社会经验，不懂人情世故。1969年春，我参加的文艺队，汇演结束后，全队在县城党校照了合影，是几寸的，我到现在也说不上来，至少半尺吧！大家说队里这么多知青，寄到去放大冲洗，效果好，我就自告奋勇，说我来办。底片寄给了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王为群。当时，他们十几个同学分配到京西煤矿，工人老大哥，神气又有钱。二十几张放大的照片挂号加急很快就寄回来了，回信自然也是充满了友谊之情，去信时我曾请他说明价格，但他回信只谈友谊，说他是工人，由他请客。文艺队由妇联主任带队，张主任问我每人多少钱，我就说，算了算了，我的同学说他请客，张主任高兴得笑弯了眉毛，赶紧说，那多不好意思，这么几十号人的，那就代我们谢谢你的同学了。当时还是几位知青知道其中的厉害，安岩、钱秉强等两三人按照洗照片的价格给我了，其余的二三十人都是本地农民，也就高高兴兴笑纳了。就这样，稀里糊涂，王为群和我客气，我和张主任客气，结果害得我欠着老同学的账，欠了一辈子，到现在也无法还清。
由这个事情，我还联想起来另外的事情，就是这次到县城演出，我们的一名女演员，去厕所的时候，被人用扎伤了。据说，那个罪犯原本是和另外一名其他的女知青有仇，一直在厕所的底下蹲守，误把我们的这位女演员当成了他的仇人，使用蓖麻秆扎在了女演员的臀部。
有关我自己的笑话挺多，就是在我读了研究生以后，被人视为笑话而本人却毫无察觉的逸事仍然时有发生。譬如一次别人介绍去《经济日报》会见一位比较有名的诗人，名叫刘自立，他的诗常在发表。我从西郊的人民大学坐公共汽车到当时位于王府井的《经济日报》，时值盛夏，觉得程挺远的，就带了一个从一直使用的军用水壶，灌满了白开水，当一位热情的女编辑招待我，要给我沏茶时，我拿出自带的已经坑坑洼洼的军用壶，说不必了，我带了水。以后才听说，我这样的行为很可笑，但评价却很好，说我是“陈景润式的人物”。就当时的我来说，觉得天热远带上一壶水常自然的事情。在时，老乡们都很羡慕我们的军用壶，只有极少数的人有。他们出门的时候，不是带水，而是带上一壶散酒，可以随时撮上一口。而我们不论到哪里去，是总要带上一壶水的，否则，自己饥渴就只有自己难受了。看来，我是将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城市，我已经习魔了人的生活。
黑子的趣事甚多，譬如他在无照行医。而且，胆子特大，丁贵营子有一个老太太，眼瞅着就要不行了，其家属听说黑子有点半仙半道的，遂找到黑子。黑子说，咱们有言在先，死马当做活马医，救活了，您也别谢我，救不活，您也别怨我。结果服用了黑子的汤药，没到半夜，老太太就咽气了
黑子能打架，这一带方圆多少里都有名，看上了一户人家的女孩儿，女孩年岁小，比他小不少，岳丈家不同意，他去和未来的岳父商谈，说：“您老人家不就是听说我能打架么？能打架有什么不好？能打架又不打您闺女，您老害什么怕呢？能打架都是冲别人，到时候看谁敢您。”一席话竟然将一家人说活，将一黄花大闺女嫁给他了。
黑子后来去了霍林河，和我同一拨去的。在霍林河还经常找我去，看看我在文艺队能给他安排一个什么角色。别人给我介绍女朋友，没有地方见面，也曾借过他的房间一用。
“”之后，我和黑子见面，找到一家小餐馆闲聊。他说从霍林河提前退休回，长时间没有工作，先后做过很多行当，一开始蹲地摊卖烟，混不下去，改行在街头占卜算卦。我曾经问他，算卦怎么算，能有人信么？“嘿，你还别说，算好了还真来钱。”“怎么叫做算好了，能算准么？”“察言观色叹，比如说，有一个女知青，来找我算卦，我一看，就是那种还没有办回来找不到出的，我就让她给我随便写一个字”，“她写了什么字呢？”黑子用手指蘸水，在餐桌上写下一个“柳”字：“我就说了，你看来每天早上拿个木头把的家伙事上班点卯。”对方说：“对呀，我是个知青，办不回，临时当清洁工，每天早上扫大街，您还真准。那您看看，我怎么才能逃离？”我说，“信则灵，信不信全由您。”这位女知青拿出50元钱来给我，我说：“行，大姐，看你有诚意，我给您写个字，全在里面”，我就随便给她写了一个“揪”字，心想，拿着钱赶紧走人。后来，我去别的地摊混了一段时间，怕这位女知青找到我算账。没想到，过很长时间我又回公主坟一带算卦，这位女知青老远见着老，呼叻带喘地追上我，说要来谢我。原来，她根据这个字，理解为打、闹，跟管理她的领导又哭又闹，领导让她闹得不耐烦，终于放她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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